仔细回想一下，这个我从2013年下半年起，就开始怀疑，她不是我血缘上有关系的妈的女人，其实一直在给我吃各种，影响精神因素的药物
总之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吃药，我就不反感这个女人，不吃药，打心眼里我根本不喜欢她
过去还只是暗中给我吃药，这样我就不会讨厌她，现在这女人拥有了更多的威胁我的办法，她可以剥夺我本就不拥有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自由这件事上，我是没有自己的自由的，我不能按照自己的天赋去学习，去从事工作，也不能跟任何人进行正常的社交，我唯一的自由，目前而言，相对于被剥夺的，就是我可以上网
然而自由被彻底剥夺以后，我连上网这件事也不能做了。不能按自己天赋去学习，不能进行工作，不能正常社交
在这样的前提下，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又给我换了一种药
这药对我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我彻底没有了任何记忆，我的记忆不包括短期记忆，更别提长期记忆。前一天吃什么饭我也不会记得，更遑论记住以前发生过的任何事
没有记忆的唯一好处，就是我不再具有
所谓遗忘不了的恨这种现象
所谓的恨，情形各种各样，也包括一直以来的对这个女人的恨
而不是她故意像刻录光盘那样，在我脑子里刻录，反复强调我一直很喜欢她
ps.在被剥夺上网和在家里正常作息的日子里，我所待的地方有解放日报，这种报纸我自己根本不会去买来看，后来我看了其中一个连载，得知上海金茂大厦是北京外经贸部建的。而我的所谓亲爸爸（现在我不承认他是我的亲爸爸），他告诉我，目前跟他同居的妇女，这个妇女的亲女儿（她在招商银行工作）的丈夫，所在单位是另一幢摩天楼上海中心的承建方。这个我不承认的亲爸爸，在我儿时读4-5年级最晚不超过6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深夜猥亵我。这个我不承认的妈，反复说我在猥亵这件事上是撒谎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866?full=y&full=y&archive。我想起我认识一个人，她爸爸也猥亵她，后来她爸爸很快死了。不知道这个猥亵过我的人什么时候死
我希望谁死谁都不会死，因为我还反复跟这个我不承认的妈说，美国早就拍过电影，而恰好我也看过，就是一夜之间世界上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4-6个男女。我还说过全世界就我自己活下来，你们都去死，我也不担心
pps.之前，最早可能在80年代初期，开始，就给我吃的药不知是什么。总之那时起体型就立即变化很大。后来2008年，足足20多年过去了，这个女的才告诉我，给我吃过辉瑞制药的卓乐定，吃过维思通，后来又吃过西安杨森的芮达
这次吃的是国产药，副作用很大，吃药以后不想吃饭，兴奋睡觉时间少（其实自从吃思贝格齐拉西酮以来，我一直睡得不好，觉得很难受），跟一个人向我形容的吸食一种毒品叫做冰毒以后出现的情况一样。我甚至因为吃得少，而感到低血糖，所以我总是故意多吃一口饭，而且必须吃一块肉。这药是思贝格，别名齐拉西酮
别人还告诉我，吃某种药以后食欲大开，一顿吃6个馒头，或者6两饭，5块炸猪排
pps.一直以来我是很蠢的，虽然读过刑法学，但是，遇到，第三方对我施暴，不管精神暴力还是其他，第一时间我都没有录取证据，比如被邓小平亲生女邓榕之一打死的卞仲耘，她的丈夫就录下了证据
所以我自己回顾了一下，我被人用双手掐脖子，到了窒息的地步，被人用一块玻璃板砸我，事后我连想到，拍照，留下一个证据，这件事，我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过
后来一系列事，都是这样的，我还是没有留证据，在过去的20年来，这个我不承认的妈，莫名其妙就对我大打出手，我也还是没有留证据
现在好笑的是，这个女人可以立即就剥夺我的自由，叫我住到精神病院去，顺便叫两个警察过来，把我五花大绑就带走了。而带我去精神病院的理由是因为长期我不堪侮辱和打骂，有了反抗之心
这个我不承认的妈，既然已经认为我是个精神病了，且长达近40年的岁月里一直暗中给我吃药，为什么还联合其他人，在各个场合，斗我，在各方面刺激我？比如我就发现，是药物导致我进食量减少，她却跟新浪网湖南卫视等媒体，提前制作了一首MV，来斗我（我写出傅建军勾结湖南卫视新浪微博的细节，湖南卫视注销了我的一个付费账号），并半强制性的在新浪微博要求我去主动关注，那些可能被蒙在鼓里，事先也不知道她们唱歌，要斗谁的演员们
我早就说了，官方的邓小平，一直是两条路线统治中国，一方面是官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暗中搞文革斗各种人。而他们暗中搞文革斗各种，仅仅是为了
替妓女出口气而已。不过就算我一直反感妓女，并坚持很多结婚的女的也是妓女，这也没什么用，因为妓女已经坐稳位置了，比如中国上海的福州路，过去就是个妓院聚集地，现在福州路路口，一边是家新加坡的地产公司的商业建筑，一边就是个妓女后来开的公司
ps.
这个我不承认，且，从小时候起就打心眼里不喜欢的所谓母亲，她专门在政府换届的前夕，总是几次三番的送我进精神病院，这让人感觉她跟政府相关人士互相有目的的进行配合
这个我不喜欢的妈，还总是暗中联合，电视台，网站，相关媒体，文化，从业人员，搞所谓阶级斗争的运动来对付我
就是在我看来，她整天观看的一些节目，诸如东方卫视还是上海电视台的欢乐戏剧人，听到这些节目的声音我全身上下就起鸡皮疙瘩，觉得心一阵阵发凉，但是这个妈却观看得津津有味，并不会觉得这些节目是文革手法
其余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那些文革手法编写的歌词和曲目。这个妈都会去看
在我刚出生以后没多久，作为一个孩童，对母亲的依恋还情有可原，但是很快我就不再喜欢这个妈妈，和这个妈妈她所谓的社交圈
比如在博客里我写过，这个妈妈的同学兼所谓的嫂子，陆慧英，带了几个女的打扮得很漂亮互相在一起拍照聊天
我就会觉得很滑稽
如果打个比方人生是一群人出演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很多人凑在一起活动点什么就是演自己
那么我在这个电视剧里的角色，一直是观看者的角色，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无法参与进去
也因而从小到大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我不团结同学，没有集体意识
我跟这个妈以及这个妈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我是内向型性格的人
我不喜欢主动跟人交往，不擅长在陌生人面前表现自己，性格不开朗
我什么都不会，长那么大，不会跳舞，不会打牌打麻将，所有玩乐的活动项目，我一个都不会。所以她们三教九流互相都很好相处，我却从小到大搞不好人际关系。
这个我不承认的妈，她也没什么朋友反正她的朋友和同事从小我就不喜欢，她的两个丈夫，算起来也是我的父亲，但我也从来没承认尤其其中一个是我的父亲，她两个丈夫我也不喜欢，全都不喜欢
我没有什么本事，别的人从小认识的同学之中，有女干部文艺活跃分子那样的人物，我全都不是，唯一的本事就是读书好，但是这个所谓能力也时好时坏受药物的影响
我和这个不承认也不喜欢的妈（不是亲妈），现在彻底是面和心不和得生活在一起。她牢牢抓住我不放，是为了继续斗我，比如我举的例子，事先她勾结媒体文化人去拍斗我的歌曲，事后她再给我换药，并半强制性的要求我去关注这些斗我的人
各种，她斗我的事情我都知道，只是药物使得我反应变慢，并且抑制了表达
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
2019年2月24日星期日
2019年2月24日。上午11点59分。上海给人的感觉很开放，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错觉
10多年前，或更早，2000年代前后，外出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根本难以遇到非中国籍人士
比如2009年我在淮海路某条支路遇到一对非中国籍男女，就印象深刻，这对男女跟我打了一个照面，我们朝相反方向行走，隔了10多分钟，我又在别处遇到同样的俩人
从2018年起，我发现越来越多拿着旅行签证的非中国籍人士来到上海。比如在南京东路，我遇到成批大批菲律宾马来西亚妇女在南京东路逛街
只不过半年间，我就又遇到很多非中国籍人士，比如在宝山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店，几个印尼马来西亚样貌的男性在就餐，后来又在一个经济房住宅区附近也是郊区极其偏僻看到俄罗斯样貌的人。在宝山区遇到过黑人。乘地铁遇到过日本人。连出售廉价盗版书店的地方，也遇到欧美白人模样的非中国籍人士
甚至看到几个欧美样貌的女的一边走路一边弹烟灰
上海给人的感觉很开放，但不知是不是一个错觉，因为外出遇到非中国籍人士情况最多的就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人，还有就是黑人
比如2009年我在淮海路某条支路遇到一对非中国籍男女，就印象深刻，这对男女跟我打了一个照面，我们朝相反方向行走，隔了10多分钟，我又在别处遇到同样的俩人
从2018年起，我发现越来越多拿着旅行签证的非中国籍人士来到上海。比如在南京东路，我遇到成批大批菲律宾马来西亚妇女在南京东路逛街
只不过半年间，我就又遇到很多非中国籍人士，比如在宝山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店，几个印尼马来西亚样貌的男性在就餐，后来又在一个经济房住宅区附近也是郊区极其偏僻看到俄罗斯样貌的人。在宝山区遇到过黑人。乘地铁遇到过日本人。连出售廉价盗版书店的地方，也遇到欧美白人模样的非中国籍人士
甚至看到几个欧美样貌的女的一边走路一边弹烟灰
上海给人的感觉很开放，但不知是不是一个错觉，因为外出遇到非中国籍人士情况最多的就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人，还有就是黑人
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
2019年2月22日，下午13点52分。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6
不管一个政府如何独裁，都会不失时机地拉拢腐蚀任何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的运动领袖。
党的工作人员的薪给制度成了一种纽带，任何同志无论如何都不敢轻易割断。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其工作人员提供酬金，使后者能够抵御各种形式的物质诱惑。但是在法国、英国、荷兰、韋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主要依靠志愿者。而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从未听说其宣传活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个人热情、个人的主动性以及个人的献身精神实现的；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依靠的是忠诚、纪律以及酬金的激励。
众所周知，工会组织能够吸引成员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多大的经济好处。这样看来，德国社会党应当从工会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将目前完全由党的官僚机构垄断的某些特权扩大到普通党员。
在他看来，工会组织之所以获得了比社会党更多的优势，在于工会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追加好处”。格里奇进一步指出，对于工会组织来说，只有为其成员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工人们才能够对工会保持高度的信赖，其成员数量将迅速增加，组织本身也将更趋稳定。
在贵族体制中，只要其基本保持自身的财阀特性，选任官员经常是不拿报酬的，即使该职务需要他们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这一职务完全是荣誉性的。他们出身上层阶级，腰缠万贯。在他们看来，出于个人荣誉上的考虑而为公共事业，或因在国家机构身居要职花点钱甚至慷慨解囊是完全值得的。这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也屡见不鲜。伦敦市长阁下以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都是不领薪水的。同样，意大利的市政官也是如此。由于业余生活等方面的补贴一般来说相当少，这些官员必须拥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以保证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家底殷实。同样，对意大利议员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政府反对给议员提供薪水，因为在政府看来，国家的选任议员接受薪金是不光彩的和欠妥当的。
一般来说，一旦原来的体力劳动者成为雇佣者，他们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上司。他们多疑，而且极端苛刻。对被雇佣者来说，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手段避免他们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八面玲珑的上司们的控制，他们将受到（正如他们常常所抱怨的）比任何私营业主对待他们的更为糟糕的待遇。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他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他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甘愿自我牺牲如同一枚质地上乘的金币，它可以在一瞬间被花得一干二净，而如果我们将其化整为零，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花掉。所以，即便是在劳工运动中，领袖们不仅需要得到同志们的爱戴，获得良心上的满足感，而且需要不时地给予物质上的回报。
对于政党领袖来说，出版物是他们争夺、维护和巩固权力的强有力工具，是领袖扩大自己于大众心目中影响的再合适不过的手段。这种作用同样在工会组织的刊物和具有政治目标的出版物中得到体现。在劳工组织的刊物中，充斥着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他们“大公无私和自我奉献的精神”以及“与领袖们坚强的自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毅力相联系的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这种宣传试图告诉我们，正是领袖们的这些品质才使他们有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诸如此类常常针对社会主义领袖的充满奉承的语汇也为资产阶级出版物所借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选举的机会主义目的），并得到社会主义刊物的积极复制。不管这些宣传的真正效果如何，它通过在普通社会主义者中间传播这些语汇，以达到提高领袖个人威望的目的。
事实上，出版物并不能对其受众施加如大众宣传家们在公开集会、辩论和党代会上对他们的听众那样直接的影响。然而，作为对这一缺陷的弥补，书面语言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出版物能够有效地制造“轰动效应”，从而影响公共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政党民主制与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体制如出一辙。为了得到或维持民众的支持，为了将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社会党领袖经常通过出版物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大众对权威的信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少数人的个人声誉来维持这种权威。因此，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几乎总是匿名的。投稿者的名字被编辑们的名字掩盖了。杂志不是用来扩大文章作者的知名度，普通读者也常常对作者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政论作家的个人影响力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原因；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其社会地位也相当低微。但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这些并没有作者署名的出版物，无法作为领袖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在德国，人们常常将新闻记者与报章杂志的编辑甚至整个政党组织等量齐观，因此，记者向公众的呼吁获得了整个政党集体权威力量的支持。这样，记者的个人观念便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其他情况下是无法取得的。因为匿名而使编辑个人失去的对大众的直接影响力，却在作为一个集团的舆论领袖那里得到补偿。虽然大众并不知道那些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文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某个人的一手之作，但社论中以一个庞大的党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我们”，其影响力往往要比最知名的领袖的名字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得多。“党”（即所有党的领袖）因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神圣性。在德国，人们不难发现，党的机关核心报纸《前进报》所发表的那些匿名的论辩性和其他性质的文章，在普通党员特别是普鲁士地区的党员看来，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几乎没有人能够严肃对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报章杂志的匿名制度为那些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为之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机会，而且使得这种攻击免于道德和法律责任。在这种匿名制度的保护下，那些怀有卑劣的个人动机、然而生性怯懦的人将大行其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与自己有着个人恩怨或在政治上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出版物总是控制在领袖手中，普通党员对之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在领袖与大众之间，经常存在一个由出版界代表组成的中间阶层，后者由普通党员授权对报章杂志的编务人员实行某种监督。然而，即使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而只不过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缺乏专业知识的准政府机构罢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言，只有那些领取薪金的领袖才对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政治事宜拥有决定权。
众所周知，所有国家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均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已经退休的社会党议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投票权。在1890年柏林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正式认可了这一权利，同时只是规定了一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限制条件，即在那些涉及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议会党团成员的意见只是参考性的。尽管有人反对，这项权利最终还是在1905年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正式被确认为社会党一项新的准则。显而易见，对社会党议会党团来说，即使未能如愿以偿获得在党代会上的投票权，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党代会。奥艾尔（Ignaz Auer）曾说，那些未能进入党代会的社会党议员肯定是些无能之辈。不过，他们可以借此摆脱由此带来的琐事的纠缠。而那些进入党代会的议会党团成员可以经常参与党内重要决策的制定，他们不是以自己所在支部的民选代表，而是以议员任期内自己所在选区全体选民的代表参与党的决策过程的。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他们的领袖地位（而且，这就等于认可了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社会党之外这一事实），并将他们明显提升到“超级同志”（super-Comrades）的地位。他们不受普通党员群众的任何约束，而且只要在帝国议会中保持自己的席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这一制度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处理许多问题方面的能力，他们往往将自己凌驾于党代会（后者从理论上讲，是社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上，享有充分的独立。议会党团成员总是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提交党代会，从而使自己成为党的前途命运的惟一主宰。
与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社会党议会党团往往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切断了与他们所在党组织的联系。
党的地方支部往往听从于他们的代表。在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将那些有威望的领袖的引导视为理所应当。
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在工会运动中，领袖的威权特性以及他们对民主组织所进行的寡头式统治，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工会运动的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集权式的官僚体制可以使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偏离民主的方向。与其他政治性的劳工组织相比，工会组织的领袖更有可能不顾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反对而自行其事。这里只要引证1905年工会在科隆代表大会上所做出的两个著名决定，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中的一项决定中，工会领袖不顾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宣布不再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举行总罢工游行的法定日。在大会的第二项决定中，禁止任何有关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从这些事例以及其他类似例证中，领袖行为的寡头特性巳经暴露无遗。尽管有人仍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多年来，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一直试图以工人大众的名义，完全控制旨在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全过程，进而决定某一罢工活动是否“正当”。由于工会联合会领袖往往控制着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所以，实际上关键性的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某一次罢工是否应得到资助。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工会组织中工人大众是否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权利。领袖们声称，只有自己才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显而易见，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彻底破坏。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变成寡头，而那些为运动提供资金的工人大众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寡头们所做出的决定。对于自己的这种篡权行为，领袖们也能够找到策略上的说辞。他们宣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在罢工问题上能够慎重从事，并能使工人们的步调一致。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对问题做出慎思明辨，比工人大众更了解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而能够对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另外，在工会领袖看来，由于在某一城镇举行罢工必然削弱该城镇工会的财政基础，有时甚至会使整个工会组织工人的工作条件走向恶化，所以，应当由领袖来决定举行罢工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领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防止少数人因一时冲动而危害到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民主目标。
不过，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工会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寡头体制。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寡头化倾向与国家机构如政府、法院等的寡头化倾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社会党领袖公开指责工会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寡头体制，而工会领袖反过来对社会党内部的寡头统治也是大加揭露。然而，两大领袖集团却异口同声，宣称各自的组织对寡头统治的侵蚀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在任何人们的集合中，个人的影响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合作协会的个人化色彩。因此，换言之，那种曾经支配中世纪行会组织的亘古不变的心理规律，同样也支配着生产性合作协会。随着组织实力的日益壮大，组织的排他性也与日俱增，并总是极力维护已有成员的利益和特权。例如，通过提高会员费，为加入协会制造间接的障碍。有时干脆将新会员拒之门外，或规定会员的最高限额。如果协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通过雇佣普通的工资劳动者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时常发现，生产性合作协会逐步转化成了合股公司，有时甚至成了管理者的私人公司。鉴于此，考茨基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工人阶级合作组织当时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它为某些无产者提供了脱离本阶级而进入更高阶级群体的途径。
一般来说，领袖对大众的敬重并非发自内心，即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对大众热情有加，并对大众所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予以更大的回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尊敬只是单方面的，除非领袖对大众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弗尼埃尔（Foumifere）曾指出，在社会主义领袖眼里，那些将希望寄托于领袖并给予全力支持的大众，只不过是自己手中驯服的工具罢了，他们只是一连串零，惟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左派的政治筹码。“如果他所控制人数数目后只有一个零，那么就意味着他只有十个支持者，如果他所控制人数后有六个零，便意味着他得到了一百万人的支持。”
普通党员在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才能方面事实上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他们职能地位的差异。在领袖看来，他们之所以将大众排除在党务之外，完全是因为后者的无能造成的后果。领袖们担心，如果不是那些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是那些对党的事务毫无主见的多数占据主导，党的利益必将因此蒙受损失。因此，政党领袖历来反对在党内事务中让普通党员通过投票决定。“要做到审时度势，必须具有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而这往往是少数几个人才具有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一时的印象和意识所支配。只有那些由少数官员及其智囊参加的秘密会议才有可能对整个局势做出较为冷静客观的判断，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媒介信息的影响，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被敌对阵营利用。”
有时，劳工领袖用近乎犬儒式的真诚言辞宣称自己相对于麾下广大劳工大军的支配地位，甚至毫不掩饰取消任何使大众有可能束缚领袖手脚的可能。领袖甚至声称自己有权力违背大众的授命。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权力被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例如在当今劳工运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以自己的不可或缺而自居的“代表”，很快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当初服务于下属的领袖最终成为后者的主子。这正应验了歌德曾经揭示的一个古代真理:歌德借助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口这样说道，人类总是甘愿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同类。正是那个一贯反对篡夺国家建制权威的党却不由得走向自己建立的权威所造成的篡夺行为。与政府相比，大众更加依附于他们的政党领袖，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却能够对他们政党领袖滥用权力的行为宽容有加。
党的工作人员的薪给制度成了一种纽带，任何同志无论如何都不敢轻易割断。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其工作人员提供酬金，使后者能够抵御各种形式的物质诱惑。但是在法国、英国、荷兰、韋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主要依靠志愿者。而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从未听说其宣传活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个人热情、个人的主动性以及个人的献身精神实现的；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依靠的是忠诚、纪律以及酬金的激励。
众所周知，工会组织能够吸引成员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多大的经济好处。这样看来，德国社会党应当从工会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将目前完全由党的官僚机构垄断的某些特权扩大到普通党员。
在他看来，工会组织之所以获得了比社会党更多的优势，在于工会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追加好处”。格里奇进一步指出，对于工会组织来说，只有为其成员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工人们才能够对工会保持高度的信赖，其成员数量将迅速增加，组织本身也将更趋稳定。
在贵族体制中，只要其基本保持自身的财阀特性，选任官员经常是不拿报酬的，即使该职务需要他们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这一职务完全是荣誉性的。他们出身上层阶级，腰缠万贯。在他们看来，出于个人荣誉上的考虑而为公共事业，或因在国家机构身居要职花点钱甚至慷慨解囊是完全值得的。这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也屡见不鲜。伦敦市长阁下以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都是不领薪水的。同样，意大利的市政官也是如此。由于业余生活等方面的补贴一般来说相当少，这些官员必须拥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以保证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家底殷实。同样，对意大利议员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政府反对给议员提供薪水，因为在政府看来，国家的选任议员接受薪金是不光彩的和欠妥当的。
一般来说，一旦原来的体力劳动者成为雇佣者，他们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上司。他们多疑，而且极端苛刻。对被雇佣者来说，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手段避免他们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八面玲珑的上司们的控制，他们将受到（正如他们常常所抱怨的）比任何私营业主对待他们的更为糟糕的待遇。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他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他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甘愿自我牺牲如同一枚质地上乘的金币，它可以在一瞬间被花得一干二净，而如果我们将其化整为零，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花掉。所以，即便是在劳工运动中，领袖们不仅需要得到同志们的爱戴，获得良心上的满足感，而且需要不时地给予物质上的回报。
对于政党领袖来说，出版物是他们争夺、维护和巩固权力的强有力工具，是领袖扩大自己于大众心目中影响的再合适不过的手段。这种作用同样在工会组织的刊物和具有政治目标的出版物中得到体现。在劳工组织的刊物中，充斥着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他们“大公无私和自我奉献的精神”以及“与领袖们坚强的自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毅力相联系的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这种宣传试图告诉我们，正是领袖们的这些品质才使他们有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诸如此类常常针对社会主义领袖的充满奉承的语汇也为资产阶级出版物所借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选举的机会主义目的），并得到社会主义刊物的积极复制。不管这些宣传的真正效果如何，它通过在普通社会主义者中间传播这些语汇，以达到提高领袖个人威望的目的。
事实上，出版物并不能对其受众施加如大众宣传家们在公开集会、辩论和党代会上对他们的听众那样直接的影响。然而，作为对这一缺陷的弥补，书面语言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出版物能够有效地制造“轰动效应”，从而影响公共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政党民主制与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体制如出一辙。为了得到或维持民众的支持，为了将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社会党领袖经常通过出版物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大众对权威的信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少数人的个人声誉来维持这种权威。因此，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几乎总是匿名的。投稿者的名字被编辑们的名字掩盖了。杂志不是用来扩大文章作者的知名度，普通读者也常常对作者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政论作家的个人影响力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原因；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其社会地位也相当低微。但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这些并没有作者署名的出版物，无法作为领袖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在德国，人们常常将新闻记者与报章杂志的编辑甚至整个政党组织等量齐观，因此，记者向公众的呼吁获得了整个政党集体权威力量的支持。这样，记者的个人观念便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其他情况下是无法取得的。因为匿名而使编辑个人失去的对大众的直接影响力，却在作为一个集团的舆论领袖那里得到补偿。虽然大众并不知道那些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文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某个人的一手之作，但社论中以一个庞大的党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我们”，其影响力往往要比最知名的领袖的名字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得多。“党”（即所有党的领袖）因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神圣性。在德国，人们不难发现，党的机关核心报纸《前进报》所发表的那些匿名的论辩性和其他性质的文章，在普通党员特别是普鲁士地区的党员看来，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几乎没有人能够严肃对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报章杂志的匿名制度为那些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为之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机会，而且使得这种攻击免于道德和法律责任。在这种匿名制度的保护下，那些怀有卑劣的个人动机、然而生性怯懦的人将大行其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与自己有着个人恩怨或在政治上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出版物总是控制在领袖手中，普通党员对之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在领袖与大众之间，经常存在一个由出版界代表组成的中间阶层，后者由普通党员授权对报章杂志的编务人员实行某种监督。然而，即使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而只不过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缺乏专业知识的准政府机构罢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言，只有那些领取薪金的领袖才对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政治事宜拥有决定权。
众所周知，所有国家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均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已经退休的社会党议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投票权。在1890年柏林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正式认可了这一权利，同时只是规定了一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限制条件，即在那些涉及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议会党团成员的意见只是参考性的。尽管有人反对，这项权利最终还是在1905年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正式被确认为社会党一项新的准则。显而易见，对社会党议会党团来说，即使未能如愿以偿获得在党代会上的投票权，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党代会。奥艾尔（Ignaz Auer）曾说，那些未能进入党代会的社会党议员肯定是些无能之辈。不过，他们可以借此摆脱由此带来的琐事的纠缠。而那些进入党代会的议会党团成员可以经常参与党内重要决策的制定，他们不是以自己所在支部的民选代表，而是以议员任期内自己所在选区全体选民的代表参与党的决策过程的。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他们的领袖地位（而且，这就等于认可了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社会党之外这一事实），并将他们明显提升到“超级同志”（super-Comrades）的地位。他们不受普通党员群众的任何约束，而且只要在帝国议会中保持自己的席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这一制度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处理许多问题方面的能力，他们往往将自己凌驾于党代会（后者从理论上讲，是社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上，享有充分的独立。议会党团成员总是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提交党代会，从而使自己成为党的前途命运的惟一主宰。
与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社会党议会党团往往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切断了与他们所在党组织的联系。
党的地方支部往往听从于他们的代表。在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将那些有威望的领袖的引导视为理所应当。
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在工会运动中，领袖的威权特性以及他们对民主组织所进行的寡头式统治，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工会运动的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集权式的官僚体制可以使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偏离民主的方向。与其他政治性的劳工组织相比，工会组织的领袖更有可能不顾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反对而自行其事。这里只要引证1905年工会在科隆代表大会上所做出的两个著名决定，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中的一项决定中，工会领袖不顾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宣布不再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举行总罢工游行的法定日。在大会的第二项决定中，禁止任何有关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从这些事例以及其他类似例证中，领袖行为的寡头特性巳经暴露无遗。尽管有人仍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多年来，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一直试图以工人大众的名义，完全控制旨在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全过程，进而决定某一罢工活动是否“正当”。由于工会联合会领袖往往控制着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所以，实际上关键性的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某一次罢工是否应得到资助。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工会组织中工人大众是否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权利。领袖们声称，只有自己才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显而易见，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彻底破坏。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变成寡头，而那些为运动提供资金的工人大众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寡头们所做出的决定。对于自己的这种篡权行为，领袖们也能够找到策略上的说辞。他们宣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在罢工问题上能够慎重从事，并能使工人们的步调一致。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对问题做出慎思明辨，比工人大众更了解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而能够对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另外，在工会领袖看来，由于在某一城镇举行罢工必然削弱该城镇工会的财政基础，有时甚至会使整个工会组织工人的工作条件走向恶化，所以，应当由领袖来决定举行罢工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领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防止少数人因一时冲动而危害到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民主目标。
不过，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工会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寡头体制。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寡头化倾向与国家机构如政府、法院等的寡头化倾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社会党领袖公开指责工会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寡头体制，而工会领袖反过来对社会党内部的寡头统治也是大加揭露。然而，两大领袖集团却异口同声，宣称各自的组织对寡头统治的侵蚀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在任何人们的集合中，个人的影响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合作协会的个人化色彩。因此，换言之，那种曾经支配中世纪行会组织的亘古不变的心理规律，同样也支配着生产性合作协会。随着组织实力的日益壮大，组织的排他性也与日俱增，并总是极力维护已有成员的利益和特权。例如，通过提高会员费，为加入协会制造间接的障碍。有时干脆将新会员拒之门外，或规定会员的最高限额。如果协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通过雇佣普通的工资劳动者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时常发现，生产性合作协会逐步转化成了合股公司，有时甚至成了管理者的私人公司。鉴于此，考茨基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工人阶级合作组织当时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它为某些无产者提供了脱离本阶级而进入更高阶级群体的途径。
一般来说，领袖对大众的敬重并非发自内心，即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对大众热情有加，并对大众所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予以更大的回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尊敬只是单方面的，除非领袖对大众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弗尼埃尔（Foumifere）曾指出，在社会主义领袖眼里，那些将希望寄托于领袖并给予全力支持的大众，只不过是自己手中驯服的工具罢了，他们只是一连串零，惟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左派的政治筹码。“如果他所控制人数数目后只有一个零，那么就意味着他只有十个支持者，如果他所控制人数后有六个零，便意味着他得到了一百万人的支持。”
普通党员在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才能方面事实上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他们职能地位的差异。在领袖看来，他们之所以将大众排除在党务之外，完全是因为后者的无能造成的后果。领袖们担心，如果不是那些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是那些对党的事务毫无主见的多数占据主导，党的利益必将因此蒙受损失。因此，政党领袖历来反对在党内事务中让普通党员通过投票决定。“要做到审时度势，必须具有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而这往往是少数几个人才具有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一时的印象和意识所支配。只有那些由少数官员及其智囊参加的秘密会议才有可能对整个局势做出较为冷静客观的判断，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媒介信息的影响，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被敌对阵营利用。”
有时，劳工领袖用近乎犬儒式的真诚言辞宣称自己相对于麾下广大劳工大军的支配地位，甚至毫不掩饰取消任何使大众有可能束缚领袖手脚的可能。领袖甚至声称自己有权力违背大众的授命。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权力被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例如在当今劳工运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以自己的不可或缺而自居的“代表”，很快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当初服务于下属的领袖最终成为后者的主子。这正应验了歌德曾经揭示的一个古代真理:歌德借助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口这样说道，人类总是甘愿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同类。正是那个一贯反对篡夺国家建制权威的党却不由得走向自己建立的权威所造成的篡夺行为。与政府相比，大众更加依附于他们的政党领袖，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却能够对他们政党领袖滥用权力的行为宽容有加。
2019年2月22日。上午9点17分。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5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曾指出，一个国家秩序和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的迷信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迷信是达到一种良好目标的卑劣手段。在大众的这些迷信观念中，弗雷泽提醒人们注意，民众常常相信他们的领袖属于一个比他们更高级的人类。实际上，在过去五十年里，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可谓屡见不鲜。领袖相对于大众的优越地位不仅在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而且在于领袖于正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使他们赢得了人们普遍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一般说来，大众对领袖的崇拜往往是潜在的，它通过某些信号传达出来，而这些信号常常不为人们所察觉，例如民众称呼他们所崇拜的领袖的名讳时所表现出来的语气，对领袖的任何示意表现出绝对的顺从，以及当发现有人攻击领袖人格时所表现出来的恼怒。而在那些领袖个人影响特别突出的地方，人们在那些躁动的时刻往往表现出极度的热诚。
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仅迫切需要服膺于某种伟大的理想，而且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抱持这一理想的人顶礼膜拜。他们对这种世俗化的神圣权威的膜拜与他们的文明程度成反比。肖伯纳对民主制度的如下充满悖论的界定不无真知，他将民主视为偶像崇拜者的集合，它与贵族制相对，后者是偶像的集合在大众的许多思想观念中，只有这种崇拜才具有持久性。
在这种崇拜的对象之中，自大狂便会应运而生。这种略带滑稽色彩的极端的自以为是有时也表现在现代大众领袖身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常常是些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充满谄媚逢迎的氛围。领袖身上的这种过分的自视高明会释放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大众对他们的领袖的膜拜就是明证），进而成为强权的重要源泉。
在劳工运动正在不断兴起的年代里，领袖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如果不是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说才能。对散漫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逃脱那些华丽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高超的演讲才能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它能够使公众成为演讲者意志的俘虏。如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便是:它已成为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自身魔力的当然猎物。在民主政体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便成为理想的领袖人物。
相反，在德国，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人物之所以长期难以获得显赫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缺乏演说才能，尽管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荷兰，纽文胡斯（Domela Niellwenhuis）最终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法国，如保尔•拉法格这样具有相当天分、受过系统教育而且与卡尔•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的人却未能像盖达那样在党的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根本算不上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具有什么过人智慧的盖达，却因他的演说才能而得以进入委员会。
那些具有演说才能的人能够在公众心目中获得近乎绝对的优越地位。大众所欣赏的首先是演讲者的口才，诸如声音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才思敏捷而且风趣幽默；而演讲的内容则是其次的。如同遭到狼蜘蛛的螫咬一样，那些四处奔走，向人们宣传其主张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充满热情、积极向上的同志，而那些不善言辞默默工作，对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却常常遭到鄙视，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勿庸置疑，对大众来说，由铿锵悦耳的演说激起的亢奋情绪经常只不过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幻灭的开端，这或者是由于演说者的实际行动与他所承诺的相去甚远，或者仅仅是由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特殊才能的凡夫俗子。然而在多数情形下，由于被演说者的感召力所深深折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演说者的心醉神迷，使普通大众往往在演说家们身上发现自己被放大后的形象。继而言之，大众对演说家们的崇拜和狂热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这种情绪正是演说家们宣称自己的言行代表着大众（即每个个人）这一承诺推动的结果。在对那些杰出的演说家所发出的号召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大众在无意识之间受着他们自己身上的自利倾向的影响和左右。
如今所有的政党都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例外，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任何影响力。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但自己却成立组织，这与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相悖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通过合法途径诉诸于选民，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将“攫取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即便是那些革命政党的代表也希望有机会进入议会。起初，他们往往很勉强地承担起在议会中的工作，但随着他们对工作日益投入，职业热情不断提高，他们也就越来越脱离普通选民。代表们所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就要求他们自身知识技能的不断提高。这样，他们自己与普通成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
领袖除了在技能上具有优势外，还有某些其他因素，诸如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在议会中所受到的社会教育，以及在议会委员会工作中所接受的特殊训练，等等，使他们能够凌驾于大众之上并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可以想见，领袖们会将自己在议会中所学到的政治手段应用于政党的日常活动中，这就使他们常常能够成功地将反对派纳入自己的旗下。那些富有经验的议员深谙如何控制会议的议题，如何应用和解释规则，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动议；总之，他们善于运用各种手段避开有争议的问题，从敌对的多数派阵营拉拢支持者，或在最坏的情形下至少可以使对手保持沉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投票之前运用直接的或经常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到通过各种迂回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即便这种战术对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帮助，却会给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大臣（referendaries）、报告起草人（rapportellrs）和专家，许多代表能够准确把握有争议的问题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转移话题、拐弯抹角以及运用玄妙的语汇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使人陷入五里雾中，而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有他们自己熟悉。这样，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们本应是大众的“理论阐释者”，结果却使大众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明白他们的用意。这样，他们便摆脱了所有对他们进行控制的技术手段。他们就这样操纵了整个局势。
正是由于认识到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真正完全实现人民主权是不可能的，所以某些著名的思想家就提出:民主应当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曾提出应当让民众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的控制权。这对拥有主权的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主动放弃主权权力。法国大革命曾公开宣布要将自由的人民民主和人类平等原则付诸实践。革命者认为，通过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所传达出的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企图恢复君主制政府的人处以极刑。在这里，重要的是大众进行协商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戒严令的威慑力。即使近乎狂热地倡导人民主权的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运作机制显然太复杂，大众自己无法使其正常运转，因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后者负责审议经民众原则同意的法律条文。伯恩斯坦也否认普通人在政治上有能力合理地无限制地行使人民主权，他指出，除非每个人最终都变成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问题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获得有关问题充足的信息以便做出审慎的决断，就要求具有一般人少有的责任感，而这至少在目前是大多数普通公民无法达到的。
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德国，那些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也很少加入其他政党组织。除了少数彻底背弃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些人在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政坛而投身其他领域。某些知识人在党内迅速崛起，然而很快便从党的队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经过短暂的、急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后，他们便从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退出，转而埋头于那种与世无争的研究。而且，随着他们退出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对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疏离感也与日俱增，也许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谓的科学精髓从未产生过认同感。在这类人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列举出一些人的名字:保罗•厄恩斯特（Paul Ernst）博士，曾担任《人民论坛》（Volkstribiine）的编辑；布鲁诺•维利（Bruno Wille）博士，曾经领导少壮派（Die Jungen）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党内元老公开叫板（1890年）；奥·恩·哈特利本（Otto Erich Hartleben）博士，曾担任《前进报》特约剧评，但从未在党内赢得显赫的声名；路德维希•沃尔特曼（Woltmann）博士，曾作为莱茵河畔制造业重镇巴门的工人代表出席1899年在汉诺威召开的党代会，在会上积极为伯恩斯坦申辩，他撰写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并对社会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全身心投入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还有厄恩斯特•吉斯特罗（E•Gystrow）（即Willy Hellpach博士）；等等。他们大多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德国文学界或科学界赢得相当的声望，然而他们却并不适合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为某种牢固的信念所主宰，并将这种信念甚或整个社会主义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党组织。而一旦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尝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时，便充满失落感立即弃之如敝屣。
对民主而言，领导人的长期在位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些渴望保持自身民主本质的组织都规定，所有领导职务都应当有一定的任期。从通过普选产生公职的数量和举行选举的频率来看，美国公民无疑享有最为广泛的民主。在合众国，不仅立法机关，而且所有高级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官员都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据统计，毎位美国公民平均每年要参加的投票活动达22次之多。如今，各国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也要参与类似的范围广泛的选举活动:议会、郡政会和市政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地方和全国性党代会代表的提名；执委会委员的选举以及同一机构的复选；等等。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中，官员的任期都很短，至少每两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选举。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就越大，他的独立性也就越高。所以，为防止民主可能遭到寡头统治的侵蚀，经常的选举无疑是一种基本的预防手段。
因为在民主政党内，政党领袖是通过普通党员大众选举产生的，而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失去手中的权力，而被迫寻求再次当选的可能。乍看起来，这种做法将确保党组织内的民主过程。民主原则的推行不但持久而且顺理成章，将在客观上防止形形色色的个人图谋和因循守旧。在宪政国家，必须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同样，在社会党中，重要的职位必须由那些在党代会上代表主流意见的党员担任。所以，党内元老必然要让位于党的新生力量，让位于那些在数量上赢得优势的新骨干，哪怕后者仅仅获得了51%的支持率。而且，必须设法避免同一批人长期身居要职，以免他们积习成癖，将自己视为当然的领袖。然而，在那些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内部，实际的情形与这里的理论相距十万八千里：对习惯的依恋，以及对稳定的本能青睐，经常使人们将目光放在过去而非现在。政党领袖的职位之所以长期被同一些人控制，并非特定时期党内力量对比使然，而仅仅是因为一切均已成为既成事实。正是由于这种群体性的惰性，或者委婉一点说就是惰性规律，使得领袖们只要愿意便可长期身居其位。
随着领袖与普通大众日益疏远，而领袖集团内部的职位座次需要排定时，他们不是通过普选而是通过选拔（Cooptation）的途径。为了不失时机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滥设职位。这样，领袖们便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相互结盟，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对他们来说，由谁继承自己的职位不是普通大众说了算，而是完全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继承人。通过直接或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在本集团内部进行权力父易。
另外，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另一种严重的带有寡头特性的现象，即裙带关系（nepotism）。候选人的挑选总是被控制在一小撮人的手里，他们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及其助手，正是由他们向普通工人大众推举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在许多情况下，选民的支持往往被视为某一家庭的私产。
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仅迫切需要服膺于某种伟大的理想，而且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抱持这一理想的人顶礼膜拜。他们对这种世俗化的神圣权威的膜拜与他们的文明程度成反比。肖伯纳对民主制度的如下充满悖论的界定不无真知，他将民主视为偶像崇拜者的集合，它与贵族制相对，后者是偶像的集合在大众的许多思想观念中，只有这种崇拜才具有持久性。
在这种崇拜的对象之中，自大狂便会应运而生。这种略带滑稽色彩的极端的自以为是有时也表现在现代大众领袖身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常常是些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充满谄媚逢迎的氛围。领袖身上的这种过分的自视高明会释放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大众对他们的领袖的膜拜就是明证），进而成为强权的重要源泉。
在劳工运动正在不断兴起的年代里，领袖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如果不是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说才能。对散漫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逃脱那些华丽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高超的演讲才能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它能够使公众成为演讲者意志的俘虏。如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便是:它已成为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自身魔力的当然猎物。在民主政体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便成为理想的领袖人物。
相反，在德国，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人物之所以长期难以获得显赫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缺乏演说才能，尽管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荷兰，纽文胡斯（Domela Niellwenhuis）最终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法国，如保尔•拉法格这样具有相当天分、受过系统教育而且与卡尔•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的人却未能像盖达那样在党的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根本算不上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具有什么过人智慧的盖达，却因他的演说才能而得以进入委员会。
那些具有演说才能的人能够在公众心目中获得近乎绝对的优越地位。大众所欣赏的首先是演讲者的口才，诸如声音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才思敏捷而且风趣幽默；而演讲的内容则是其次的。如同遭到狼蜘蛛的螫咬一样，那些四处奔走，向人们宣传其主张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充满热情、积极向上的同志，而那些不善言辞默默工作，对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却常常遭到鄙视，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勿庸置疑，对大众来说，由铿锵悦耳的演说激起的亢奋情绪经常只不过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幻灭的开端，这或者是由于演说者的实际行动与他所承诺的相去甚远，或者仅仅是由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特殊才能的凡夫俗子。然而在多数情形下，由于被演说者的感召力所深深折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演说者的心醉神迷，使普通大众往往在演说家们身上发现自己被放大后的形象。继而言之，大众对演说家们的崇拜和狂热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这种情绪正是演说家们宣称自己的言行代表着大众（即每个个人）这一承诺推动的结果。在对那些杰出的演说家所发出的号召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大众在无意识之间受着他们自己身上的自利倾向的影响和左右。
如今所有的政党都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例外，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任何影响力。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但自己却成立组织，这与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相悖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通过合法途径诉诸于选民，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将“攫取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即便是那些革命政党的代表也希望有机会进入议会。起初，他们往往很勉强地承担起在议会中的工作，但随着他们对工作日益投入，职业热情不断提高，他们也就越来越脱离普通选民。代表们所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就要求他们自身知识技能的不断提高。这样，他们自己与普通成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
领袖除了在技能上具有优势外，还有某些其他因素，诸如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在议会中所受到的社会教育，以及在议会委员会工作中所接受的特殊训练，等等，使他们能够凌驾于大众之上并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可以想见，领袖们会将自己在议会中所学到的政治手段应用于政党的日常活动中，这就使他们常常能够成功地将反对派纳入自己的旗下。那些富有经验的议员深谙如何控制会议的议题，如何应用和解释规则，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动议；总之，他们善于运用各种手段避开有争议的问题，从敌对的多数派阵营拉拢支持者，或在最坏的情形下至少可以使对手保持沉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投票之前运用直接的或经常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到通过各种迂回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即便这种战术对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帮助，却会给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大臣（referendaries）、报告起草人（rapportellrs）和专家，许多代表能够准确把握有争议的问题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转移话题、拐弯抹角以及运用玄妙的语汇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使人陷入五里雾中，而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有他们自己熟悉。这样，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们本应是大众的“理论阐释者”，结果却使大众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明白他们的用意。这样，他们便摆脱了所有对他们进行控制的技术手段。他们就这样操纵了整个局势。
正是由于认识到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真正完全实现人民主权是不可能的，所以某些著名的思想家就提出:民主应当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曾提出应当让民众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的控制权。这对拥有主权的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主动放弃主权权力。法国大革命曾公开宣布要将自由的人民民主和人类平等原则付诸实践。革命者认为，通过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所传达出的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企图恢复君主制政府的人处以极刑。在这里，重要的是大众进行协商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戒严令的威慑力。即使近乎狂热地倡导人民主权的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运作机制显然太复杂，大众自己无法使其正常运转，因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后者负责审议经民众原则同意的法律条文。伯恩斯坦也否认普通人在政治上有能力合理地无限制地行使人民主权，他指出，除非每个人最终都变成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问题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获得有关问题充足的信息以便做出审慎的决断，就要求具有一般人少有的责任感，而这至少在目前是大多数普通公民无法达到的。
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德国，那些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也很少加入其他政党组织。除了少数彻底背弃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些人在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政坛而投身其他领域。某些知识人在党内迅速崛起，然而很快便从党的队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经过短暂的、急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后，他们便从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退出，转而埋头于那种与世无争的研究。而且，随着他们退出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对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疏离感也与日俱增，也许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谓的科学精髓从未产生过认同感。在这类人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列举出一些人的名字:保罗•厄恩斯特（Paul Ernst）博士，曾担任《人民论坛》（Volkstribiine）的编辑；布鲁诺•维利（Bruno Wille）博士，曾经领导少壮派（Die Jungen）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党内元老公开叫板（1890年）；奥·恩·哈特利本（Otto Erich Hartleben）博士，曾担任《前进报》特约剧评，但从未在党内赢得显赫的声名；路德维希•沃尔特曼（Woltmann）博士，曾作为莱茵河畔制造业重镇巴门的工人代表出席1899年在汉诺威召开的党代会，在会上积极为伯恩斯坦申辩，他撰写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并对社会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全身心投入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还有厄恩斯特•吉斯特罗（E•Gystrow）（即Willy Hellpach博士）；等等。他们大多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德国文学界或科学界赢得相当的声望，然而他们却并不适合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为某种牢固的信念所主宰，并将这种信念甚或整个社会主义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党组织。而一旦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尝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时，便充满失落感立即弃之如敝屣。
对民主而言，领导人的长期在位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些渴望保持自身民主本质的组织都规定，所有领导职务都应当有一定的任期。从通过普选产生公职的数量和举行选举的频率来看，美国公民无疑享有最为广泛的民主。在合众国，不仅立法机关，而且所有高级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官员都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据统计，毎位美国公民平均每年要参加的投票活动达22次之多。如今，各国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也要参与类似的范围广泛的选举活动:议会、郡政会和市政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地方和全国性党代会代表的提名；执委会委员的选举以及同一机构的复选；等等。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中，官员的任期都很短，至少每两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选举。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就越大，他的独立性也就越高。所以，为防止民主可能遭到寡头统治的侵蚀，经常的选举无疑是一种基本的预防手段。
因为在民主政党内，政党领袖是通过普通党员大众选举产生的，而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失去手中的权力，而被迫寻求再次当选的可能。乍看起来，这种做法将确保党组织内的民主过程。民主原则的推行不但持久而且顺理成章，将在客观上防止形形色色的个人图谋和因循守旧。在宪政国家，必须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同样，在社会党中，重要的职位必须由那些在党代会上代表主流意见的党员担任。所以，党内元老必然要让位于党的新生力量，让位于那些在数量上赢得优势的新骨干，哪怕后者仅仅获得了51%的支持率。而且，必须设法避免同一批人长期身居要职，以免他们积习成癖，将自己视为当然的领袖。然而，在那些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内部，实际的情形与这里的理论相距十万八千里：对习惯的依恋，以及对稳定的本能青睐，经常使人们将目光放在过去而非现在。政党领袖的职位之所以长期被同一些人控制，并非特定时期党内力量对比使然，而仅仅是因为一切均已成为既成事实。正是由于这种群体性的惰性，或者委婉一点说就是惰性规律，使得领袖们只要愿意便可长期身居其位。
随着领袖与普通大众日益疏远，而领袖集团内部的职位座次需要排定时，他们不是通过普选而是通过选拔（Cooptation）的途径。为了不失时机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滥设职位。这样，领袖们便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相互结盟，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对他们来说，由谁继承自己的职位不是普通大众说了算，而是完全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继承人。通过直接或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在本集团内部进行权力父易。
另外，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另一种严重的带有寡头特性的现象，即裙带关系（nepotism）。候选人的挑选总是被控制在一小撮人的手里，他们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及其助手，正是由他们向普通工人大众推举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在许多情况下，选民的支持往往被视为某一家庭的私产。
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
2019年2月14日。我看了不少韩非子和商鞅的书，得知很早的时候就有人用儒表法里的办法对付我
韩非子的书，我全部看的是译注
这本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作为臣子，到底是想要求更多的财富还是更高的社会地位，韩非子的观点就是，两者都不是大臣们所希望拥有的，而是作为大臣，他们要求得更多
韩非子也好商鞅也罢，他们的智慧，都是服务于君主君王的
所以这两人都提出类似的看法，就是，人是一种拥有权势权力/欲望的物种
这样的观点，在一本法国人的著作中也提及过，就是，人，所要求的物质财富等愿望，远远高于动物界动物觅食这种情况，也即，动物有吃饱就歇着的前提，但，人不会，人要求这个和那个，还会要求更多
韩非子的书和商鞅的书，我从来没看过，看了一遍觉得有些内容写得还算不错
比如制定法律，就不能使用复杂的难懂的法律条文，因为百姓并不是人人每个人都通晓复杂的文字表述，而如果法条制定得太过复杂，人们就不知道法律究竟规定了什么，继而也不会去遵守法律
我发现中国的法律条文，就是不按照商鞅和韩非子的说法而制定的，就是每出台一部新法，法律条文都是特别的冗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生活的这个假装伪装的，彼此成员都没有血缘关系，尤其目前，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女的，我跟其也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
现在事后我仔细回想，这个圈子出现的人物，一直用商鞅韩非子的所谓防人，整人，治人的手段来对付我
比如之前我在博客写过，傅建军会故意在家中的角角落落塞满各种古怪的物品，而趁机审视，我会不会故意去翻看这些物品
以及商鞅或者韩非子曾经提到，如果不想杀死一个人，又不想重用一个人，就故意带他吃去吃吃喝喝败坏他的名声，我想起过去自己就是这么被对待的
这本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作为臣子，到底是想要求更多的财富还是更高的社会地位，韩非子的观点就是，两者都不是大臣们所希望拥有的，而是作为大臣，他们要求得更多
韩非子也好商鞅也罢，他们的智慧，都是服务于君主君王的
所以这两人都提出类似的看法，就是，人是一种拥有权势权力/欲望的物种
这样的观点，在一本法国人的著作中也提及过，就是，人，所要求的物质财富等愿望，远远高于动物界动物觅食这种情况，也即，动物有吃饱就歇着的前提，但，人不会，人要求这个和那个，还会要求更多
韩非子的书和商鞅的书，我从来没看过，看了一遍觉得有些内容写得还算不错
比如制定法律，就不能使用复杂的难懂的法律条文，因为百姓并不是人人每个人都通晓复杂的文字表述，而如果法条制定得太过复杂，人们就不知道法律究竟规定了什么，继而也不会去遵守法律
我发现中国的法律条文，就是不按照商鞅和韩非子的说法而制定的，就是每出台一部新法，法律条文都是特别的冗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生活的这个假装伪装的，彼此成员都没有血缘关系，尤其目前，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女的，我跟其也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
现在事后我仔细回想，这个圈子出现的人物，一直用商鞅韩非子的所谓防人，整人，治人的手段来对付我
比如之前我在博客写过，傅建军会故意在家中的角角落落塞满各种古怪的物品，而趁机审视，我会不会故意去翻看这些物品
以及商鞅或者韩非子曾经提到，如果不想杀死一个人，又不想重用一个人，就故意带他吃去吃吃喝喝败坏他的名声，我想起过去自己就是这么被对待的
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
2019年2月13日。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4
如果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表达失望和不满的方式的话（如拒绝接受一个没有晋升希望的候补职位），在多数情况下，辞职并不失为一种维持和巩固个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即便在那些规模上远远超过政党组织的政治组织中，领导人也常使用这一策略。他们常常为自己涂上一层民主的油彩，借以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从而分化瓦解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他们的对手反过来则被迫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敬。这一策略通常为那些事实上被大众认为不可或缺的领导人所采用。在德国，我们可以在最近的经历中发现这一方面的丰富佐证，集中说明了这一马基亚维里式维持权力的手段的有效性。在德国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度的非常年月里，在鲁道夫•加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担任首相期间，国王弗利德里克•威廉四世只要发现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开始压倒他自己所钟情的浪漫的保守主义时，他便会以辞职相要挟。面对这一要挟，自由派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接受国王的辞呈，极端反动的普鲁士威廉王子将会继承王位，后者的统治可能会使下层阶级揭竿而起；否则他们就只有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国王继续控制权力。这样，威廉国王的阴谋总是能够得逞，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挫败他的政治对手。三十五年后，贵族出身的俾斯麦亲王也是借助自己那种无法被取代的地位而确立了自己的影响，通过向国王威廉一世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辞职伎俩，巩固了他在自己所亲手创建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俾斯麦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只要有迹象表明君主在独立行事，他便通过自己作为“帝国的建立者”的辞职必然会使内政外交陷于混乱这一事实，迫使国王做出让步。而国王这时则由于年迈体弱无法独立处理政务。巴西共和国的现任总统达•丰塞卡（Hennes da Fonseca）就是主要借助适时提出辞呈相威胁而登上总统宝座的。1907年，丰塞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立即对巴西军队进行了改组，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却遭到了议会两院的强烈反对。丰塞卡于是积极奔走，并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在1910年以102，000票对52，00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同样，在政党活动中，只要政党领袖遇到阻力，便会主动提出辞职，表面上宣称自己已经厌倦了领导职务，然而实际上是要通过辞职向反对者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1864年，瓦尔泰希建议对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活动章程进行修改，当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拉萨尔极力反对。当拉萨尔意识到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便提出:要么使诸如此类的分裂不再发生，要么他自己辞职。结果，他的批评者很快便不再作声。在当今荷兰，以“荷兰的拉萨尔”著称的比•约•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ia）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瓦解党内反对派。他以让人们同情的口吻宣称，如果自己的行动继续遭到顽固的反对派的攻击，他的理想主义将遭到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不得不退出党的日常活动，从此躬耕田园、不问政事。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社会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常常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有关总罢工的时机选择等）与党内多数人的意志发生牴牾；也有时在政党大会上，他们的意见与各支部的意见相左。这时他们便可通过提出辞职轻而易举地将对手压制下去。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会走得更远，真的辞去自己的职务，进而诉诸于选民，要求后者对争议的问题做出最终裁断。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再次当选，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04年，在波洛尼亚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投票支持一项大多数普通党员极力反对的改革决议。对这些代表来说，一旦自己的行为遭到反对，他们便提出辞职，而对普通党员来说，为了避免重新举行选举可能带来的费用和麻烦，以及慑于本党在议会中可能失去议席，他们便对代表们的行为听之任之。1906年5月，德国议会中社会主义党的27位议员中有24位因在总罢工问题上与普通党员的意见发生冲突而集体提出辞职。然而，后来他们中间又有21人重新当选。
诸如此类的行为尽管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民主色彩，但它并不能掩盖那些惯用这一手段的人的专制特性。表面看来，那些要求举行信任投票的领导人是在尊重被领导者的决断，然而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不可或缺为赌注——无论这种赌注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认定的，使自己的意志获得压倒一切的影响力。领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出于强化个人权力的动机而以辞职相要挟，相反，他们宣传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纯而又纯的民主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明智、自尊以及对大众的尊重。然而细察便知，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他们的行为本身不仅是寡头统治倾向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他们极力想摆脱大众对他们的控制的明证。就这种以辞职相要挟的行为本身来说，即使它也许并非出于某种自利的动机，其目标也志在抹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保持各种意见之间必要的一致性，最终在实际上使大众屈服于领导人的权威。
法国著名戏剧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写作，在对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后发现，人类每前进一步，99%的人起初都会对之进行抵制。“但当我们发现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正是那第100个人为其他99个人完成所有变革时，这种反对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尽管这99个人乐于接受已经实施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还未来得及推行的变革。”小仲马进一步指出，“多数只能代表现在，而“少数则往往代表着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当中，对公共事务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寥寥可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很难认识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人对国家这种机构的活动与个人的利害、福祉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不甚了了。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曾指出，对大众来说，一般的公共管理事务远没有“是否让一条公路经过自家的土地”更能激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正如施蒂纳（Max stinier）所说，大多数人满足于向国家寻求帮助。他对那些从康德的观念出发极力想说服人们将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的人开玩笑说:“不要妨碍我晒太阳!”“让那些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人去处理好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神圣使命都不会使人们拿国家事务来烦扰自己，正如这种，神圣使命，的感召并不能使他们变成诸如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只有在情况急剧恶化的条件下，在个人自利动机（egoism）的驱使下，人们才可能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
同样，在现代民主政党活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情形。仅有少数人参与政党的决策活动，有时他们的人数屈指可数。在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所有自诬最为民主的政党组织中，最关键的决议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一小撮人之手。可以说，人们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极为普遍的情形外，阻碍普通成员参与政党活动的还有地理或地形条件的原因。一般说来，一切都是由党内那些居住在城市的成员决定；而那些居住在乡下和偏僻小镇的成员的权力则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按期交纳党费，并在选举期间投票支持那些由居住在大城市的本党成员选定的候选人。之所以如此，既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是由于当地条件的限制。由于需要做出及时的和具有针对性的决策，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取得相对于分散的乡村人口的优越地位。有关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间接提及。
在大城市，存在这样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一部分人逐步脱离组织内其他普通成员，在组织活动中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积极。同经常去教堂的那些虔诚的信徒一样，这一少数人集团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完全出于某种纯粹的责任感；另一类则仅仅出于习惯。在所有国家，这一集团都是由一小撮人组成的，而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则如同多数选民对他们的议会那样漠不关心。即使如法国这样国民政治教育已有相当长历史的国家，大多数人还是主动放弃了所有积极参与策略制定和管理事务的机会，而将所有这些事务交给由一小撮人组成的小型会议。领袖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表面看来是围绕各种策略的选择展开的，实际上是在争夺党的控制权，只不过是在诸如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或者工团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罢了。而对普通成员来说，这种斗争往往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完全被冷落一旁。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那些因现实问题而举行的临时集会，不管是政治性的、情绪性的还是因突发事件引起的（如支持或反对政府、俄国革命等等），还是那些一般性的议题（如发现北极、个人卫生、唯灵论），即便这些集会仅限于政党组织的成员参加，也要比那些讨论策略或理论问题的集会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管后者对党的目标或组织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在巴黎、法兰克福、都灵三个典型的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环境不同，但三个城市的居民对党的事务和例会都表现冷淡。除非有某一著名人物要来作讲演，或将要发布某些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重要号召例如法国的“誓死打倒奢侈生活”（“A bas la vie chere”），或者德国的“打倒个人独裁政府”，大多数党员对党的集会往往反应冷淡。要举办一次成功的集会，举办者往往要以一部电影或者配以幻灯片的科普讲座来吸引人们参加。总之，普通党员对他们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只有壮观的场面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而且，可以说，经常参加公共集会或行动委员会的并不总是工人，在小城镇尤其是这样。对一名普通工人来说，下班后惟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这样，他们的位置便被那些小资产阶级占据，后者包括那些卖报纸和明信片的、店铺售货员，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已有一席之地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极力以真正无产者的身份说话，并以代表着未来的阶级自居的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务活动中。无论在政党活动还是在国务活动中，金钱的诱惑往往能够产生强制作用，而选举机制本身并不能产生持久的强制力。选举首先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只要这种义务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的，那么就有可能使少数人得到多数人主动放弃的权利，少数人总是代替冷漠的大众为他们制定法律。结果，民主体制中政治群体参与政党活动往往呈梯形排列:在最底端是广大的普通选民；其上是政党各地方组织的正式成员，他们的人数常常只占前者的1/10甚至少到1/13；再往上是那些人数更少的经常参加党的集会的人；再往上是党的公职人员；处于最高层的包括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和大约半打在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人。实际掌握的权力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数成反比。这样，实践中的民主体制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
委员会
公职人员
积极参加政党集会的人政党的正式成员
选民
在任何国家的政党组织中，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是由于历史或民族心理因素的作用，其表现出的强度不同罢了。在德国，民众对领袖的需求表现得尤为迫切，他们时刻需要某些人为他们指引方向，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所有阶级都具有的特点，正是强大的指导性当局得以发达的心理基础。在德国人当中，所有促使形成这种局面所必要的条件一应俱全:顺从式的心理趋向，强烈的自律本能，也就是说，普鲁士军事操练所造成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且，德国人常常迷信权威，他们对权威几乎失去了任何批判的能力。只有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居民除外，他们往往具有相对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卡尔•马克思本人深知德国人这种性格特征对民主精神可能造成的危险。尽管马克思自己可以称得上一位地道的政党领袖，而且他本人也具有作为政党领袖的必备素质，他仍然认为有必要提醒德国的工人阶级不要将组织的观念教条化。在给施韦泽（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德国，由于工人阶级从小就生活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他们对建制性的权威有着一种盲目的信赖，所以很有必要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
在平素的政治活动中，大众所表现出的习惯性的漠不关心，有时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不利于政党影响力的扩大。即使当领袖们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时，大众也可能反应冷淡，甚至在组织抗议示威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可能是这样。1904年，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埃伦博根（EllenBogen）埋怨说：“当政党领袖们采取行动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看来，即使那些被认为是关涉到工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在反对新的军备计划的宣传行动中，我们发现，甚至无法组织起像样规模的集会。”1985年，在萨克森（Saxony），限制普选权的议案一提出，社会主义领袖们试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普通工人对领袖们的这一努力却反应冷淡，尽管该议案将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必然受到限制。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措辞激烈。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几天之内举行的抗议集会就达150次之多。然而，这一切努力终因曲高和寡而不了了之。工人们并没有被真正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抗议集会特别是在郊区所举行的集会的人寥寥无几。那些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政党领袖与各地的组织者一样，都对大众的漠不关心深感失望，这种冷漠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真正的抗议活动。从领导者一方来说，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他们疏忽所导致的结果。由于领袖们未能向工人揭示这一提案一旦获得通过他们将遭受怎样的损失，因而普通工人未能认识到斗争本身的意义所在。由于长期养成的惰性，大众在行动之前往往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加之领袖们采取的应急行动常常不能为普通工人所理解，这就使得后者不可能对之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大众在组织上的脆弱性最明显的证据在于:当他们的行动失去领袖时，他们便纷纷做鸟兽散；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袖出现并取代原来的领袖，他们始终是一盘散沙。有人很简单地认为，许多罢工和政治抗议活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领袖们行动上的机会主义，后者束缚了领袖们的手脚，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认为，大众运动一般来说无非是人为的活动，是个别被称为鼓动家（如Aufvviegler、Hetzer、Menellis、Sobillatori）的人主观努力的结果，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鼓动家们无法在整个运动中占据主导。这一观点尤其得到那些狭溢的保守主义者们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只是表明了那些自称对大众的内在特性了如指掌的人的无知。绝大多数集体性运动常常是自发的，而不是什么“人为的”。说它自发是就运动本身而言的，成为运动的领袖并非完全出自领袖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情势推动的结果。如同军队一旦失去指挥官便立即乱作一团，失去领袖的群众运动很快便会陷入崩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2019年2月13日。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3
理想的民主在实践中包括群众自治，即通过民众集会决定公共事务。但即使这样的体制限制了代议制的扩展，却仍然不能防止寡头化立法机关的产生。由于这种体制中民众直接行使公共职能，必然使公职人员丧失其基本的行为能力，而且，大众常常偏听偏信，因而很容易遭到那些善于言辞的人的蛊惑；直接民主非但不能帮助人们对问题进行审慎的、有意义的讨论，而且使那些果敢的、精力充沛而且能够随机应变的少数人采取突然袭击（Coups demain）有了可乘之机。
操纵一大群人往往要比操纵一小撮人容易得多。大众的聚合是混乱的、短暂的、毫无秩序的。一旦自己的建议成为法律，大众往往不能容忍少数人的反对，更难以容忍个人的反对。在小型集会上，参加者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自己的事情，而如果有一大群人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集会，则很可能引发混乱、莫名其妙的狂热。
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结果，做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有的技能，这一权力随之被从大众手中抽走而集中于领导者的手里。这样，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将自己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
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賦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组织使得政党或专业工会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领导者。
人们惯常认为，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专制制度往往占据主导，只有当社会生活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民主制度才可能产生。自由与特权，尤其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起初仅仅局限于少数人，近代正是这些特权不断扩展的过程，这正是我们所称的民主时代。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国家领域转向政党领域，便不难发现，随着民主的发展，一股逆流便会乘虚而入。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民主将趋于衰落，民主的进化路径呈抛物线轨迹。在当今，无论从何种程度上讲，就政党活动而言，民主正处在衰落阶段。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一般性规律:领导者的权力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在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政党和劳工组织中，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除种族和个人因素外）组织的发展程度。在组织相对强大的地方，民主化的程度反而很低。
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不仅面临更为复杂、难度更大的行政管理上的事务，而且随着这些事务愈来愈庞杂和专业化，处理它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随着组织的快速发展，不仅管理事务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处理这些事务需要更专业化的技能，后者最终促使组织功能不断走向分化。从理论上讲，按照规定，领导人的所做所为都是在普通成员的密切监视下的，他只是一个按照明确要求行事的雇员而已，他必须按照大众的指令办事，他仅仅是一种执行机构而已。然而事实却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日益庞大，大众对它的控制便越来越徒有虚名。普通成员不得不放弃自己行使管理职能或监督整个管理过程，而不得不将这些职能委托给那些值得信赖的专业领薪官员。而普通成员惟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最终的工作报告，以及偶而任命特别的调查委员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组织本身的运行规则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一位纯粹的雇员逐渐变成了“领导者”，获得了他本不应该获得的行动自由，领导者很快习惯了将关键事务包揽在自己身上，并在许多问题上，在未事先征得组织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显然，对领导人的民主控制不断式微，甚至于微不足道。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功能从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中分化出来，并由专门的行政委员会掌握，一座形象威严、结构复杂的权力大厦就这样被树立起来。组织内的劳动分工愈来愈明显，行政权威在功能上也不断趋于分化，一个责任明确的等级化官僚体制就这样产生了。在一套刻板的有关党内纪律的规定中，严格遵守政党等级规则成为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技能上的分化导致了等级体系的产生，这种等级体系也是政党机器能够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
。在代议制政府体制下，民主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区别成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在国王原来的位置上，拥有主权的人民选举产生了一群小国王。民众由于没有充足的自由和独立，在国务活动中，他们的基本权利只有任人侵夺。民众手中惟一的权利就只有定期选择一群主子这一“可笑的特权”了。蒲鲁东对代议体制作了进一步批评，他指出，在人民的代表还未掌握权力之前，他们就已经着手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影响。即使在他们彻底摆脱民众的控制之后，他们也从未停止加固自己权力的堤防。看来，任何权力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它开始属于人民，最终却脱离并凌驾于民众之上。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观点被广为接受。
2019年2月13日。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2
认真研究过历史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所有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他们便努力将这种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政治权力的世系传递始终是维护阶级统治地位的有效手段。这种世系相承的过程也表现在婚姻关系方面，后者一直是资产阶级维持本阶级家庭秩序及其附属要件的基础。在那里，为了保证本阶级血统的纯洁性，强调婚姻纽带的牢固性，严厉惩罚通奸行为，以及维护长嗣继承权。从目前所能得到的数量有限的史前资料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护其世系血统的纯洁性，在于人的内趋本能（innate Tendency），即当他们获取某种所有物之后，总是极力将其财产通过继承传给自己能够确认的合法后代。在政治领域，同样的趋势也屡见不鲜。在那里，由于人类所特有的先天本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经济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自然和心理因素，最终使政治权力也逐渐被视为可以作为私人财产而继承的东西。历史地看，与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那种极力将财产留给自己后代的父系本能（paternal instinct）也是显而易见的。
贵族制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建立:一是借助传统的复兴；二是新的经济力量的形成。即使在那些其政体原则、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与贵族制格格不入的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北美的民主主义者来说，他们生活在共和体制之下，对贵族头衔一无所知，当他们摆脱英国王权统治的时候，与贵族制也一刀两断。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最近的发展:例如资产阶级集权（与之相伴的是社会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以及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原有的已定型的共和精神与古代欧洲的观念、成见和理想逐步达成妥协的结果。如今，由百万富翁、铁路大王、石油大王、奶牛大王等等为主体的贵族统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已深入人心，我们仍不难发现（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应对我们有所启示），美国人往往以自己出生于一个首先踏上北美殖民地的家庭而自鸣得意。在这些原生的共和主义者中，“贵族的成见”仍是活生生的。即便在今天，在纽约州，那些有着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构成了该州一个不可动摇的贵族势力，一个失去贵族外表的真正的贵族阶级。
在现代德国，我们亲眼目睹了在过去四十年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步被吸收进旧的贵族传统中，而且这一进程在最近迅速加快。德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日趋走向封建化。在这里，庶民（Toturier）的解放所带来的惟一后果便是为他们原来的贵族敌人输入了新的血液和经济动力。那些新富的资产阶级除了融入贵族阶级外别无更高的奢望，他们希图从这一融合中得到攀附统治阶级的合法头衔，这种头衔不是通过努力争取到的，而是通过世袭权利先天获得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有时它纯粹是一种虚构）极大地加速了社会的“训练”过程，也就是说，它加速了新兴社会力量融入旧的贵族式生活环境的进程。
在新兴阶级与正在衰落的阶级之间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虽然偶而声势浩大，但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而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道德因素常常会派上用场，相互斗争的各方你来我往地争夺道德的阵地，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真实动机。在这个民主的时代，道德伦理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武器。在旧体制下，统治阶级的成员以及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经常将他们个人的权利挂在嘴边。而民主制度则采取了更为圆滑、更为聪明的办法，它认为仅仅为了个人权利而奔走呼号，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今，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都是以人民或者共同体的名义进行的。政府及其反对派、国王与政党领袖、以上帝名义进行统治的专制君主和篡权者、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那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患得患失者，都是“人民”，他们都声称自己的行动代表着全体国民的意愿。
由此看来，在现代阶级和国家活动当中，道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观虚构:任何政府都极力为自己的权力附上一种道德油彩；各种以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运动都带上一副博爱的面具；任何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政党在它们夺取权力之前，都要公开庄严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与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作斗争，以正义的统治取代旧的等级制度。民主制度总是为那些能言善辩的提供了舞台。他们所运用的语汇常常充满了类比和暗喻。民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煽动家情感丰富，很容易为群众的痛苦所激动。.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受害者呵护着他们的语言，而刽子手却陶醉于自己的眼水哲学。”任何新兴的社会人们阶级，当他们准备向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发动进攻时，总要为自己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当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和教士展开斗争时，他们就颁布了神圣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des Driotsde，Homme），提出“自由（Iiberte）、平等（Egalite）、博爱（Fratemite）”的口号。如今，我们亲耳听到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工阶级运动的代言人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出于某种自利动机，恰恰相反，他们的目标正是要将这种动机永远排除出社会过程。嘴里不断吟咏着他们前进的圣歌，现代社会主义者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将“建立一个人道的、充满兄弟般互爱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阶级将完全消失!”
提出《人权宣言》并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所真正认同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如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只能在法国监狱的入口处看到。巴黎公社被誉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尽管公社奉行共产主义原则，并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公社与资产阶级大财团一样，对法兰西银行始终忠诚不渝。我们已经历了许多革命，然而，我们却从未见证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不管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如何狭隘，与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违背，它们都喜欢将自己视为人们普遍利益的代表，或至少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全体公民的一致支持，并宣布自己以所有人的名义和福利开展斗争。只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有时将自己的政党视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为了冲淡这种阶级性，他们又认为社会主义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实际上，虽然不能说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比起本身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它仍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与事实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即便一个政党能够代表或者相信自己能够代表的利益范围有多大，人类（humanitjy）和党派这两个概念本身在外延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向选民承诺，社会主义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而不图任何形式的索取。
然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给予预示着索取，如果无产阶级希望实现自己与德国的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洛克菲勒（RockeflleiB）等经济上的平等地位，那么只有将目前被那些百万富翁垄断的生产资料及其交换社会化，那样，必然意味着那些资产阶级寡头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急剧减少。
然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给予预示着索取，如果无产阶级希望实现自己与德国的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洛克菲勒（RockeflleiB）等经济上的平等地位，那么只有将目前被那些百万富翁垄断的生产资料及其交换社会化，那样，必然意味着那些资产阶级寡头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急剧减少。
订阅：
评论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