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元首，拿破仑一世希望自己被视为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袖。在他的公开言论中，拿破仑鼓吹只有法国人民才是自己权力的惟一合法来源。
波拿巴主义将人民意志推向极端，致使后者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人民主权成为自身的抑制力量。然而，如果我们从纯粹的人的视角来看，人民主权是不可让与的。而且，只要我们一想到我们的后代，那种认为这一代拥有某种道德权利，可以代表自己的后代放弃主权的想法似乎是不合逻辑且不公正的。基于此，拿破仑时代的民主人士竭力主张，人民主权权力是有限的，它本身并不具有自动放弃的权利。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源自集体意志的个人统治理论，但它倾向于摆脱这种意志，进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主权者。从其往日的民主运动经历中，波拿巴主义为自己目前的反民主倾向找到了挡箭牌。在波拿巴主义者看来，恺撒式的独裁统治（正如第二帝国末期的一位智者所言）成为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他是民主制度的人格化，国家造就了人。”波拿巴主义正是民主和独裁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的综合。
一旦当选，当选者便无论如何也不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他将多数意志个人化，违背他个人的意志就是反对民主。这样的民主领袖，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整个国家既然已经做出了决断，便不可能反过来又反对自身。而且，当权者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为“他由六百万人民选举产生，履行人民的意志；他不会背叛人民”。由于人民领袖代表集体意志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行事，所以他可以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清除政府的反对者，这种做法不仅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他就使自己的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化。正是选民自己属意他们所选出的主权者，可以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或采用暴力，将所有的权威集中在主权者手中。将人民意志委托给一个最高执行机关，这一理论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介于民众与最高主权者之间的公职人员必须完全依附于中央权威，而中央权威则是依靠人民来维持的。对官僚机构而言，任何形式的独立无异于背叛公民主权。这一观念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元首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国民的直接意志基础之上的。波拿巴主义不承认任何形式的中间环节。
在现代民主主义革命政党以及工会组织的历史中，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找。在民主大众中，波拿巴主义获得了再合适不过的土壤，因为它给予大众一种当家作主的幻象；而且，通过代表制，波拿巴主义为这种幻象涂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这正投合了那些正在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口味。人民不是直接行使统治权而是通过代表实行间接统治，这种统治是与大众意志完全一致的，并剥去了世袭君主制为自己披上的那层神秘的合法油彩。这样，人民所选择的统治者将大众意志作为自己行为背后的支撑；俨然以人民的奴仆自居。这种对待领袖与大众之间关系的方式正好投合了公民个人身上的那种虚荣心，他们会自言自语道:“如果没有我，他就不可能如现在这样；是我选举了他；所以他得听我的。”
对于当选领袖的某种程度上的专权行为，大众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从心理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还另有其因，即只要大众中的任何一部分人甚至个别人有可能获得权力，他们便容易接受被统治的命运。19世纪中期，热衷于民主信念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对当时的世袭君主制痛恨不已，却积极投票支持拿破仑三世，他们都对自己父辈中许多人在其叔叔执政期间曾显赫一时记忆犹新。
同样，在政党中，当大众的权利被法典化，而且每个人从抽象意义上说都是权力参与者时，寡头统治便很难为人们所觉察。
由于选举过程本身的民主性质，与贵族制下世袭领袖相比，民主组织的领袖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集体意志的化身，进而要求人们对他的个人意志俯首帖耳。正如一份社会主义报纸所写的:“党的执行机构是整个党组织的权威机构，所以它是党的权威的集中体现。服从这一机构应当是民主原则的基本要求。”正是领袖与大众之间这种民主联系，有组织的大众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便顺理成章，他们所服从的只不过是集体的意志而已。
对领袖们自己来说，不论何时，只要有人对他们的反民主倾向提出谴责，他们便诉诸于大众意志。通过选举，这种意志成为他们手中权力的合法源泉。领袖们宣称:“既然大众一再选举我们做他们的领袖，我们就是他们意志的正当体现，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执行他们的意志。”传统贵族统治所信奉的原则是，反对君主的旨意就是背叛上帝。而在现代民主政制中，不可能会有人胆敢违背寡头的旨意，因为那样做就等于人民自己反对自己，就等于违抗他们自己托付给代表们的意志，而这正是对民主原则的公然践踏。在民主政制中，在领袖们看来，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建立在无所不能的民主大众这一基础之上的。对每一位党的公职人员来说，其职位都应归功于自己的同志，而且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善意。因此，可以说，在民主政制下，那些来自上司的指令实际上都是由他自己——尽管是间接的——发出的。因此，从理论上讲，领袖之所以要求民众服从他的意志，其中的推理逻辑一清二楚，而且无可争议。然而，事实上，选举领袖的过程甚至领袖的重新当选，往往受到诸如暗示和强制等手段的强有力影响，这就使得民众的选择自由被大打折扣。从政党活动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主制度往往最终被简化为大众定期选择他们的主人的权利。而在选举间隔期，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所选择的主人。
这样，在诸如民主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集团中，往往形成同一种思维习惯。他们不仅要求大众对自己言听计从，而且无条件执行他们经过审时度势精心制定的各项指令。对领袖们而言，对最高权威的任何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深信自己不受任何批评，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尤其令领袖们恼火的是，党内同志并不只是满足于言辞上提出批评，而且在行动上与领袖的意见相悻。当领袖们一提起那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智力水平都在自己之下的人与自己的差别时，他们对民众的道德义愤就不仅仅是后者缺乏组织纪律性。当大众“与自己选择的领袖的意见相左时”，他们便被指责缺乏知识才干。
只要党内出现新的反对力量，领袖们便立即指责他们别有用心、图谋不轨，从而使其名誉扫地。假如那些对领袖怀有不满的人直接诉诸于大众，则会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甚至被指责为怀有阴谋家的险恶用心，企图使党组织走向分裂，从而予以禁绝，而不管反对者的动机多么的崇高，他们的信念多么真诚，也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如何符合基本的民主权利。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既然领袖手中掌握着所有的权力机构，他们便不难为自己涂上一层合法（legality）的.油彩，而大众或那些反对领袖的下层官员，总是被置于非法（illegality）的不利境地。为了将反对派消灭在萌芽状态，领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就是所谓“公益"（general interest）。这时，他们往往对那些来自军事领域的论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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