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漠不关心、得过且过，以及希望得到引导，助长了政党领袖对权力的本能贪欲。因此，可以说，正是人性的普遍特质助长了民主式寡头体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正是心理因素最终导致了对组织、管理和战略的需求。
人们并不总是殚精竭虑，试图成为大众领袖。用人们所熟悉的那句法国习语更为清楚地表述就是:并非每个地位显赫者（anive）天生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arriviste）。然而，一旦他获得了权力，他就不大愿意再回到先前的那种默默无闻的状态。对任何人来说，放弃自己经过多年努力才获得的公职，其代价可以说是太大了，除非他是一位“显贵"（grandseignellr）或极富自我牺牲精神。
权力意识总会使人变得自负，并且自视甚高。渴望主宰他人的欲望——不管是为了善的目的还是恶的目的——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是人的心理层面的基本事实。在领袖那里，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以及大众对领导的渴望，常常使他心中产生一种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想象的），并激发起那种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指使他人的精神需求。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掌权者都试图扩大自己手中的特权。那些获得权力的人几乎总是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使自己摆脱大众的控制。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曾指出，即使是自由的最忠实的维护者在掌握权力后也会蜕变为暴君。的确，权力的行使会对领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对此作了如下精辟的描述:“如果卷入政治，我们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会立刻暴露无疑:热情变成虚伪；雄辩成了拖沓冗长而且废话连篇；适当的怀疑主义成了欺世盗名；自我表现的需要变成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浮华的贪婪；社会交际、取悦于人变成了不负责任、唯唯诺诺而且伪善做作。”
从权力反对者到权力参与者的突变，必然会对领袖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的理念及其支持者遭到社会排斥和国家迫害的时期，政党领袖的道德水准要比在革命胜利后或和平时期高得多。因为在前一个时期，那些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殉道者、受到自利动机和狭隘的个人野心驱动的人会自动与党保持距离。这对那些历尽磨难的党的元老们是这样——他们的道德品质即使不被手中的领导权力彻底腐蚀（这使他们背弃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致使他们与大众分道扬镳——而且适用于那些直到党的事业取得胜利时才出现的新领袖。
人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领袖往往表现出相当高的道德水准。然而，直至1900年，社会党只要一与政府套近乎，有关党组织蜕化变质的谴责之声便不绝于耳。人们之所以揭露大批混进党组织的成分，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党组织作为自己在政府部门攫取好处的最佳手段罢了。无论在哪里，只要社会主义者控制了地方市政当局，只要他们获得了人民银行和分配性合作协会的控制权，只要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职务的委任权，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水准在明显下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日益变得狂傲无知、蝇营狗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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