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领袖的社会起源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来自无产阶级；而另一类则来自资产阶级，或具体说，来自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来自中间阶级下层——如小资产阶级、小农场主、独立工匠、店主，等等——的比例则相当小。在多数情况下，这一阶层的代表只是作为同情劳工运动的旁观者，偶尔也有人成为劳工运动的一员。但他们几乎从未在社会主义领袖中占到相当比例。
在这两类领袖中，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领袖虽然当初曾反对过社会主义，但一般来说，与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相比，他们的理想主义往往显得更为突出。这种差异很容易从心理学角度得到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产者并不需要经过一个渐变的过程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毋宁说，他天生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一名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虽然这并不是针对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阵营中的所有阶层而言的，但至少可以说，情况经常是这样。在那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相当时间的国家，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甚至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往往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传统。儿子继承父亲的阶级成分，而父亲的阶级成分肯定是从儿子的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在他们的“血脉里”。
对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情况就不大一样了，他们几乎没有人出身于社会主义的氛围。恰恰相反，他们的家庭传统肯定对工人怀有敌意，或至少对现代社会主义的许多主张充满了鄙视。与无产者一样，在资产阶级中，儿子继承父亲的阶级成分，只是在这里，他们继承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在新的一代资产阶级的“血脉里”，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而且，他还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自以为是、傲气十足。我们还应进一步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一个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小孩，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条件；第二，他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使他对工人阶级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很早就产生了某种厌恶情绪。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逐步学会了为自己的财富而担扰，当他想到自己的阶级将来总有一天会遭到来自第四等级的有组织的群氓的冲击，他便不寒而栗。因此，他对自己的阶级身份极为敏感，有时这种敏感会转化为极端的仇恨心理。而建立在官方所认可的学科门类基础上的学校教育，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他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情感。对资产阶级年轻一代来说，即使他们的父母本人就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理智上都是工人阶级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但由于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使得他们的资产阶级本能常常总是压倒了家庭的社会主义传统。
对那些富裕的资本家、高级官员以及传统的土地贵族的后代来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虽然尽可以大谈那些朦跋的而且无关痛痒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梦想，甚至在私下自诩为“社会主义者”。而一旦他意欲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名积极分子，主动承担公共职责，并使自己成为“反叛”队伍中的正式成员时，他们就会被自己所在的阶级视为骗子或傻瓜。他的社会声望也一落千丈，人们对他百般敌视，以致于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一切关系。最亲密的个人关系一下子被切断，亲友们纷纷弃他而去。而这时的他也只有破釜沉舟，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了。
为了赢得选举，工人阶级政党往往会从小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支持，而这对党组织本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工党变成了“人民”党。它的支持者不再仅仅是手工工人，而是“所有生产者”、“全体劳动人民”，他们包括除那些依靠投资收入过活的有闲者外的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无论是社会主义党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都一再指出，小资产阶级会日益压倒手工工人。
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例如在南德意志的某些社会党支部，特别是某些党代会上，小资产阶级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他们的影响力却是主导性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及其威望，有时可能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社会主义政党及工会组织的无产者领袖是大工业发展的间接产物。在资产阶级时代早期，某些工人由于比他们的同类更出众、更富有雄心，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借助有利的环境，使他们最终成为雇佣者阶级。然而如今，由于企业和财富的集中，生产成本的提高，这种现象只能在南北美洲的某些地区见到（顺便提一句，这一点也是新大陆社会主义难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而在欧洲，那里不再有可供开发的处女地，“白手起家者”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因此，对于那些聪明的工人来说，为自己梦想中失落的天堂寻求某些补偿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今，许多工人自身的精力和才干在他们狭窄的职业圈子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每天的工作完全是些毫无兴致的纯粹的机械劳作。于是在现代劳工运动中，这些人正在试图寻求并获得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大工业如今无法提供的。对他们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崭新而崇高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而且，随着组织的日益庞大，他们也将获得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党中有许多让人垂涎的职位，而且几乎都是有薪水的，这对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来说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些热心政治事务的人，以及工人队伍中那些具有写作和演讲才能的人，他们不会不受到一个能够为自己提供运用和发挥才干的广阔舞台的党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费雷罗的以下看法:对于任何出身无产者家庭的人来说，能够进入社会主义政党，必然意味着他们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并得益于有利的环境。然而，无论是从理想主义和阶级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个人的动机来说，他们进入党组织本身必须被视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对于一个有才干的德国工人来说，再没有比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更能使自己尽快“改善处境”的了。俾斯麦亲王就是最早认识到这种机会并及时抓住它（借助强烈的党派性）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之一。在政府与社会党斗争正酣之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宣传家如今已变成一种固定的行业，这一行业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
像德国社会党这样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政党，同样需要一个庞大的由编辑、秘书、簿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组成的机构，这些人的惟一任务就是为这一庞大的机器服务。在其他国家，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组织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今，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在德国劳工运动中，来自资产阶级的人士就相当有限。所以，大多数职位都被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人控制，由于他们的热心好学，使得他们也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因此，可以说存在一个无产者精英阶层，他们是在党内通过一种自然选择过程自发产生的，而且这一精英队伍中的成员所发挥的作用与先前的完全不同。用一个更方便、更容易为人理解（尽管它缺乏科学上的准确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摆脱了体力劳动，而成为脑力劳动者。对于那些完成这一转变的人来说，他们将赢得相当多的优势，这种优势完全不同于那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所特有的优势。当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社会党的官员后，他就不再完全为了工资而在人身上依附于雇主或工厂经理；他成了一个自由人，为了一项非个人的事业而从事脑力劳动。而且，他与这项事业休戚与共，不仅是出于自身最直接的物质利益的考虑，而且基于强有力的理想纽带和斗争中的团结一心。虽然某些例外情形会使一般人感到费解，但他如今所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私营企业主那里仁慈得多。在党内，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资劳动者，而是一个参与分红的合伙人——这当然不是产业意义上的分红，因为党组织并不是通过商业经营获得红利的，它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红利。
当一个人从体力劳动者一转而成为知识分子后，他的整个生活将经历一次彻底的转变。他逐渐脱离无产者队伍而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起先他们只是职业和经济状况上的改变。党支付给他工资，尽管不是很高，但无疑要比他进入社会主义官僚系统之前的平均工资高得多，并足以使他过上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在一次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呼吁：“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工人队伍中的贵族——这里的贵族我是从收入方面而言的。在厄尔士（Eragebiige，位于德国和捷克交界地带——中译者）的工人和西里西亚（中欧一地区，包括德国东南部——中译者）的纺织工人眼里，你们的工资收入无异于克罗伊斯王的收入。”不可否认，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在党或工会组织中任职并不一定会使那些出身手工工人的人变成资产阶级。但职业性质的改变会使他凌驾于他原来所属的那个阶级之上，在德国，社会学家对这类人有一个精确的术语就是工人阶级上层。连卡尔•马克思自己也毫不迟疑地将工人阶级的领袖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层阶级的工人（脑力劳动者），而另一类则是体力劳动者（Aiteiter）。
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德国社会党与另一个机构——普鲁士军事组织——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对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一旦当他永久地进入军界，就与自己所属的阶级之间逐渐疏远。如果能获得高级军衔，皇帝将授予他头衔。这样，他便失去了自己原先的那些资产阶级特性，而接受了新的充斥着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这些军官只对自己是否能进入“上流社会”（gentility）感兴趣，而这也是整个资产阶级所向往的，不过在军队里，这一过程却要快得多，而军官们自己也对这一过程的结果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军队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来自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层的年轻人被晋升为军官，他们心中惟一的希望就是获得更高的职位和社会地位。
在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劳工领袖家庭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两者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惟一的区别在于：那些先前的手工工人们的后代忘记了他们的阶级出身，而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却继续保持了他们的阶级出身。这样，在劳工运动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与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历史中类似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资产阶级未能阻止其成员中许多最有教养、最有才干、最为机敏的人站在自己的死敌——无产阶级队伍的最前列；通常，正是这些先前的资产阶级发动和组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无产者们剥夺剥夺者，他们从本阶级内部选拔那些最具才干、最具洞察力的人，为集体事业献身使得他们扔掉了手中的粗陋的劳动工具，而拿起了笔，这样，无产阶级就将那些专门选拔出来对付特权阶级的人甩给了自己的敌人。即使这些被选拔出来的革命斗士自己能够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他们的后代却不能。这该是一种劫数：一边是当初的资产阶级，而另一边则是先前的手工工人。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自相矛盾，分别代表劳资双方的两个阶级，它们在政治上的激烈对抗最终却以一种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交换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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